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纵横日本（ID：zhrb2019）
在3月10号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用数据揭示了日本所取得的优秀抗疫成绩，不仅不该被嘲笑，甚至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文章发表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也宣布国家不必进入紧急状态，日本社会此前的紧张气氛已经迅速消解。
现用一张图，简单回顾一下上篇文章的要点：
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日本为什么没掉进两三周前被外界嘲笑和悲观预测的地狱中去——反而是继2003年非典零感染、2009年H1N1死亡率全球发达国家最低之后，2020年新冠肺炎再次以较低代价度过一劫，交出了与其他主要国家完全不同的流行病学答卷。
这个国家做对了什么？
11年前的教训
2009年时，H1N1猪流感在全世界流行，日本也未能独善其身，自从有三位归国高中生受检显示阳性后，H1N1在日本也迅速传播开来，最终导致千万级人口患病。
如今被人嘲笑“佛系”、“为了奥运草菅人命”的日本政府，在11年前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在成田、关西等机场，防疫人员登上从美洲各国飞往日本的客机机舱，全员检疫，检测完才可下飞机；在横滨、神户等港口，防疫人员登上客轮实时检查。医生人手不够，自卫队立刻来凑，日本几乎实施了全方位立体的边境检测，甚至于从外国进口的猪也都要接受专项体检才能入国。
除了对外严控，日本政府对内也没放松，所有疑似个案都要记录，各地广设检查点，民众纷纷排队检测。最高峰时，日本政府登记监测了13万人。
这种手段，对于一个多党议会制国家而言，几乎就是国家权力能触及的顶峰。
然而，曾在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负责防疫判断的冈部信彦等医疗专家后来指出，边境监控和全民检疫导致了两个巨大的反效果：
首先是普通人过高期待了边境监控的效果，然而当高传染性的病毒不以检疫部队的意志为转移地传入国内时，不少民众产生了恐慌情绪，本就爱骂政府的媒体更不必提。虽然病毒还没杀死几个人，但日本国内已经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其次是不加辨别地全民检疫和全民登记（几乎就是这次在做的事情），造成了医疗系统迅速崩溃。民众蜂拥至医院检测，无论什么人，只要说一句我感冒发烧，甚至是只要觉得心里不舒服，就可以要求病毒检测。
更可怕的是，在全民几乎100%医保的日本，这种“指定感染症”一旦检测为阳性，无论症状的轻重有无，就是要进医院占病床的。且不说医疗系统资源本就有限，当时还有大量的医务人员在边境线上检查飞机轮船，医院中的挤兑危机全面爆发。
于是从当年5月开始，日本政府逐渐放弃了“把病毒挡在国境线之外”的不切实际梦想，并且在7月停止了全国的全民式大检查，不再大量开设发热诊所。将医疗资源集中用于救治重症患者，轻症患者进行普通诊疗或自行在家休养。
一年后，日本政府进行盘点，日本全国因H1N1而死亡的人数为203人，每十万人次死亡率为0.2，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让网民骂去吧
2020年2月1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就新冠肺炎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有专家就带大家回顾了11年前的教训。
日本在具体技术问题上是绝对尊重知识、专业和经验的，虽然这个国家给媒体和网民自由发言的权利，但几乎不会被舆论带跑。本次抗疫就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
当时日本面临的状况是，边境设防为时已晚——从12月30日到1月22日，自武汉天河机场到达成田机场的有9080人；到达关西国际机场的有6272人；到达名古屋中部机场的有2656人，共18008人。从中国来的患者，以及接触过中国人的日本司机和导游等国内患者已经开始遍地开花。
更何况有11年前的失败教训在先，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宝押在边境防控上，更没打算搞韩国后来的那种全民大检疫。
早在1月底时，就有日本专家表态：“如果感染扩大，与阻止感染扩大相比，可能必须将重点放在降低死亡率上”。原WHO西太平洋事务局长尾身茂直接点明“重要的是使死亡人数最少，国际性的评价也由死亡率决定。”日本感染症学会理事长、东邦教授馆田一博更是说出了“新病毒不可怕，用流感措施应对即可”的意见（可想而知被很多网民喷了）。
尾身茂等专家这一整套“没有重病的患者也可以去一般的医疗机构就诊，轻症者在家待命，不拘泥于强化检疫，而是接受适当的诊断和治疗”的意见，就构成了后来日本政府的整体抗疫指导精神。
冈部信彦、尾身茂、馆田一博
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完整地梳理出一个多月前，日本政府和专家们真实的对应策略了，简单总结就是以下几点：
抛弃不切实际的梦想：不可能将肺炎病毒迅速清除，不可能让日本独善其身，不可能让所有被感染者都接受检测和治疗，根本不在这些方面耗费资源和精力（其实很多网民的心声就是做这些梦）。
用时间换空间：允许肺炎传播的长期存在，但全力降低短时间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如同洪水来袭时，尽可能降低波峰毁坝，但允许水流缓慢冲击。拉长受灾时间，降低受灾烈度，打持久战。
绝对不允许医疗体系崩塌：限制受检受诊和就医人员，不在国境线上、无症轻症患者身上和全民拉网式搜寻上浪费人力，集中力量收治重症降低死亡率。不让医疗体系陷入疲惫和资源紧缺之中，更不允许医疗能力被无端浪费。
日本经济新闻的这张示意图，直观地表明了“削峰战略”
当然，这一切举措，都伴随着网民、媒体和“外国友人”的辱骂和嘲笑，不少人凭着本能和常识质疑“发烧4天才能申请去医院检查”的措施，各种段子和阴谋论更是满天飞……
幸好这个国家不是靠“本能和常识”治理的。
就以不少网民和媒体奉以为成功案例的韩国举例说明：由于韩国实行了全民拉网式检查，检测量比日本高出近30倍，日本的“无能”和韩国的“给力”在网民心中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PCR检查（现行通用检查方式）本身的准确性就并非100%，在各个国家的实践中都有大量错漏发生，有日本专家认为准确性可能只有70%。更何况面对一个新型病毒，其准确性更值得怀疑，在不缩小受检对象条件的情况下拉网式使用，肯定会极大增加失误率。
于是韩国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韩国的“阳性确诊率”极高，但死亡案例很少。如果用死亡数量和出院数量进行比较，韩国的死亡康复比几乎是全球最低，而且低得离谱。这说明什么？是韩国医术最高明，还是韩国民众身体素质最高？
当然是因为有大量轻症无症和本就不严重者增加了确诊数和出院数。此外，这中间还存在“假阳性”病例，即根本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但因为检测失误，而被当成病患。（参考数据：以日本的严格检查标准，阳性患者中的无症患者还占九分之一。）
这一切就造成了第二个现象：直到政府在3月初改变做法之前，韩国医疗资源出现了崩溃前兆——在发生集体感染的大邱市，发生了许多轻症者和无症状者占据了医院和隔离设施的病床，重症者无法住院的事态，有的患者整夜找病床而不得。还有报道称，在自家或医院的应急处理室死亡的人数达到17人，等待入院的待机患者达到了2000人。医生不得不陷入“治谁或让谁等死”的痛苦选择中。
韩国这种快速增加检测数的方法，有多少精度？
韩国政府在3月初迅速转变了策略：将患者分成四类，中度以上的患者住院，轻症患者在生活治疗中心或自己家隔离……
决定是否下地狱的一个数
在流行病传染防治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即“R0”（基本传染数：一个感染者平均感染其他人的人数）。
不难想象，如果R0大于1，比如是2 ，那么每个患者生病后都传染给两个新病人，不用太久，整个区域就没有健康人了。如果R0=1，那就说明这个传染病基本进入平稳阶段，不会再大规模爆发，不会再出现面式传播。如果R0小于1，那离流行病结束就指日可待了。
那么，新冠肺炎的R0是多少呢？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表的研究显示，R0是3.77；全球其他机构的数据各不相同，高的从3.3到3.8，低的从2到2.5。总之，这是一个公认传染性高于H1N1和普通季节性流感，和SARS不相上下的病毒。
然而在3月1日的记者会上，日本厚生劳动相却公布：在日本，有80%的肺炎感染者并未传染给他人。这是个让人感到困惑的数据，甚至有些不可信。随后不少媒体和网友对日本的R0进行了猜测。
3月19日，日本的专家会议专门公布了日本R0的详细数据。
图中的青色线，就是日本的R0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自从2月底3月初开始，日本的R0数据一直低于1，而且趋势明显在下滑。
这才是日本感染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准，交出了与其他主要国家完全不同的流行病学答卷的根本原因。
其实，上文所述的日本政府对策并非足够积极，更谈不上及时和高明。相比于很多迅速封锁城市和宣布紧急事态的国家而言，安倍政府在修改法案前，就连“建议全国学校休息”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日本政府对各地方政府和组织，只能提出“要请”，也就是请求和恳请，绝不是要求。日本政府对普通公众，只能提“自肃”，也就是希望大家自行配合国家的防疫策略，无法强制。
那为什么病毒在日本就传播不起来呢？
日本媒体和研究者也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日本既没特效药也没疫苗。无论是学术研究者池田信夫，还是东外教授筱田英朗，大家最后的结论几乎一致：只能将这一功归到日本人民头上了。
筱田英朗提醒日本执政者：要感谢人民！
这个没有流行性病毒也保持54%口罩佩戴率的族群，这个人们习惯于日常“咳嗽礼仪”，保持高频洗手洗澡习惯的族群，这个不喜欢张大口说话、不进行身体接触式问候的族群，这个饭店基本提供湿毛巾，公共场所必有干净卫生间的族群……可能就是日本不至跌落地狱的最大底气。
一个并不聪明和强势，甚至有些低效和软弱，但懂得吸取教训和听从专业意见的政府。
一群国民性饱受诟病，唯唯诺诺乐于趋同又死脑筋，但日常保持卫生习惯和注重公共空间整洁的民众。
日本就这么死里逃生了。
最后说三件事：
1.新冠肺炎分年龄的死亡率统计如下：
这是联合国统计的全球老龄化数据：
日本是全球最老的国家，第二老的意大利已经出现了惊人的疫情爆发及死亡率。
2.自从2020年1月起，从日本发往中国的邮件就激增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寄口罩。日本邮政不得不包机向中国发口罩。
3.截至3月20日12时，日本全境的新冠肺炎患者共计950人，其中非日本国籍的有258人，占总患者数的27%。日本出于人权保护，未公布这些患者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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